「如果當年國民黨沒有敗走臺灣? 」陳冠中用《建豐二年》重構新中國「烏有史」

「如果當年國民黨沒有敗走臺灣? 」陳冠中用《建豐二年》重構新中國「烏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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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盛世》寫到《裸命》,接著是《建豐二年》,陳冠中認為要處理中國的複雜問題,光寫評論實難透徹精闢,用小說呈現毋寧是更好的形式。

文:陳心怡

1979年12月10日是《建豐二年》的開端,也是台灣美麗島事件發生日與國際人權日,往前回溯30年,對照中國發生過的文革北京民主牆四五事件等,如果1949年不是共產黨拿下中國,而是國民黨勝利後執政,新中國會有怎樣的面貌?陳冠中用蔣經國的字「建豐」,以「烏有史」(Uchronia)方式重構中國這30年的歷史。

是什麼機緣讓陳冠中採取這種創作模式?他在香港校園演講時,與多數對1949年後國共關係不熟悉的大學生們對話時激盪了許多有趣的思考。比方說,「如果1949年國民黨勝利、共產黨失敗,國民黨繼續執政大陸,世界會變成怎樣?」、「如果國民黨沒輸,我的爺爺奶奶就可能不會來香港?」、「1949年就是中國復甦的一年,會變得很有錢,中國商品可以直接賣到美國,香港只會是安靜的殖民地」⋯⋯等一連串假設都在沒有限制的情況下跳了出來,這些奇想刺激了陳冠中的創作欲望,為虛構《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打下基礎。

以烏有史挑戰決定論

陳冠中選擇以烏有史方式重構這段歷史,為的是挑戰歷史決定論的偏狹。不論是黑格爾的唯心論、孔德的實證主義或是馬克思的唯物論,他們都以歷史直線發展的必然性預設了一個終點,在當代則以日本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歷史的終結」為經典代表,他預期人類將會在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上達到終點。

陳冠中想反詰的是:「歷史必然如此嗎?」他認為,歷史如果註定是必然的,似乎意味著人不用努力,就會很自然地往那個命定的方向走去,很宿命也很侷限;但如果我們挖掘出歷史發展的關鍵因素,會發現裡頭充滿許多偶然與可能性,這就有討論空間,「我覺得這會比較貼近真實歷史的發展」。

烏有史,雖名為「烏有」,但仍不脫離「史」的本質,當陳冠中決定重構新中國史時,虛與實的拿捏與掌握就考驗著他的功力。在陳冠中看來,民國初年的第三勢力、土改、釣魚台、西藏、文學等,都是烏有史仍得處理的基本議題,因此他選擇了七個歷史人物,各自身負重任,讓這本小說可以囊括他所關心的新中國種種面向:「我自己提出問題,然後我得提出解答。」

四平戰役為扭轉歷史的起點

陳冠中認為,國共勢力的翻轉關鍵是1946年東北的四平戰役,因當時有孫立人率領強勁的新一軍加上白崇禧在東北督軍,國軍要擊潰共軍是可期之事,但蔣介石接受美國停戰調停,讓共軍得以喘息,從此兩方勢力扭轉,陳冠中因而重新布局四平戰役,讓國民黨大勝、共軍流亡中蘇邊境。

當年中國有不少知識份子、哲學家夾在國共之間,既不認同國民黨、也不想跟著共產黨的腳步,陳冠中讓這股第三勢力的經典張東蓀率先登場。國民黨統治中國後,張東蓀偕妻移居香港,不得志地過了一生,在陳冠中筆下,張東蓀多活了三年,比「一代魔頭拉柴」(毛澤東)多活一天,並留下遺作《我花開後百花殺?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是烏有史中思想家對於時政再一次烏有的想像。

「我推論國民黨若繼續在大陸統治,也不會馬上實行民主選總統,當時的氣氛也是會想盡辦法把對手幹掉,根據老總統在台灣連任五任的作為,把小蔣培養好才交出政權,如果整個大陸都是他的,他也不會把政權放出來。」陳冠中對蔣介石性格與決策的推論,是來自他整肅孫立人的方式。直到2015年馬英九正式為孫立人平反,終於證明孫的清白,但也同時驗證了蔣介石當年為鞏固蔣家勢力鏟除異己的作為。

也因為蔣介石連任五屆、為少總統繼任鞏固政權,陳冠中認為八零年代中國老百姓發展的狀態會提前到1949年就出現:中國會更早崛起,台灣仍是殖民色彩極濃的農業省份、香港也沒這麼重要,美國會把中國視為貿易重要夥伴、中國股市狂飆,奧運早在1972年於首都南京舉行⋯⋯新中國徹底實踐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均富精神,「在中國人統治的中國土地上,近百年都沒有比現在更富足安定的時候了。」

年過五十媒體人,立志成為小說家

2000年以前的陳冠中活躍於媒體圈、文化界,發表評論、寫劇本、做節目、演電影,「我是紙媒、電視與電影年代的人,當時以為電視最厲害了!」1994年,陳冠中來台創立超級電視台,當時台灣有線電視剛開放,據他形容,那是一個「誰都能做電視台」不可思議的年代;在台北待了六年,實現了電視夢,接下來,他並沒有繼續加快腳步追上新媒體戰局,反而抽離了媒體圈,決心寫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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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一部小說作品《盛世》問世,「這時我才決定要當小說家,因為再不做就沒機會,我夠老了。」年輕時,不敢想像可以小說家為事業,年過五十,陳冠中才敢期許自己走上這條路。

從《盛世》寫到《裸命》,接著是《建豐二年》,人稱「中國三部曲」,陳冠中自己可不這樣看,「也許還會有四部、五部、六部接下去」。不是誇口,而是因為他認為要處理中國的複雜問題,光寫評論實難透徹精闢,用小說呈現毋寧是更好的形式。

用小說為華文文學家平反

因對小說帶著崇高期許,在陳冠中心裡,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學發展斲削之深,阻斷了原本該在國際文壇大放異彩華文作家們的文學生命,也因此,陳冠中給了這些文學家們一個機會:如果是國民黨執政呢?

第一個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會是1968年的老舍,不僅比2000年的高行健早了32年,而且也不會在1966年就跳湖自盡;七年後,1975年是林語堂獲獎。

以中國日增的國力,寫作群體數目之大,成名作家創作之豐,中國作家再取諾獎是指日可待的。⋯⋯下一個大熱門當然是沈從文,但是說不好也可以是巴金。黑馬是錢鍾書,冷門是年紀最輕的張愛玲,大冷門是施蟄存。一九七五年,他們都健在,都住在中國,都顯出旺盛的文字創作力。甚或可以說,四九年後他們的作品,猶勝之前的成名作。⋯⋯

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結束,國家內政安全的最大威脅已解除,民國初抵升平世,意識形態領域由你死我活的敵對轉為眾聲喧嘩的爭艷,只要不替共黨張目,不直接衝擊國民黨的統治,一般文藝創作幾乎百無禁忌,文化既無禁區,文學自然繁花似錦。

這是陳冠中在《建豐二年》中的預測。

「中國三部曲」在大陸被禁,陳冠中難掩惋惜,因為這三部作品的目標族群是大陸的知識份子,他希望能藉此激盪出更多思考反饋當今中國現況。寫了無數評論的陳冠中,在小說架構裡自有他的推演邏輯,讀者若不認同,他接受,但無礙於建構這段烏有史的意義。

陳冠中說:「小說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小腳走到讀者身邊,評論文章往往沒有這份耐力,我相信過個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小說就會找到它的讀者,你很難預料,我覺得這很值得。」

本文經Readmoo閱讀最前線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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