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對維吾爾的迫害,讓新疆自治區永遠無法「自治」

文革對維吾爾的迫害,讓新疆自治區永遠無法「自治」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對丈夫的意識形態有著狂熱崇拜,她似乎特別仇恨少數民族,她將這些少數民族描述為「外來的侵略者」。

文: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

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旋渦

中國與蘇聯關係的衰退為新疆帶來重大的影響,部分原因在於蘇聯長期介入該地區而導致的緊張局勢——他們先前獲得該地區30年的石油和金屬優惠——但在1950年代末期,條約的廢除未能防止裂痕擴大。真正的問題是毛澤東與赫魯雪夫(Khrushchev)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赫魯雪夫批評史達林的政策——就此延伸的話,也就是說,赫魯雪夫在批評毛澤東的政策,因為毛澤東往往走上他蘇聯對手的老路。

1962年時中蘇關係降到最低點,當時毛澤東「大躍進」災難性的農業政策造成的饑荒迫使五萬人從伊犁地區逃到哈薩克共和國,邊境關閉了,解放軍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佔領了該地區,成千上萬人(主要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為此抗議而聚集在主廣場上,並且很快演變成一場暴動。政府大樓遭到攻擊,漢族官員或少數民族官員都遭到俘虜及毆打,最後軍方開火才得以驅散人群。

這個事件加快了俄羅斯人自該地區外移的速度,1949年時新疆有兩萬名俄羅斯人,而到了1970年代時,該地區只剩下500名俄羅斯人。在1960年代初期新疆也有針對被認為是親蘇人士的清洗及逮捕行動,中國共產黨非常擔心維吾爾族和蘇聯領土上的民族結盟的可能性,因此他們將維吾爾族的文字書寫形式自當時使用的西里爾字母改為拉丁字母(譯註:蘇聯於1930年代時為境內少數民族進行文字改革,用西里爾字母替代原有的文字字母),任何與蘇聯親戚的聯繫都會招致極大的懷疑,人們可能會因為收到一封信而被警方帶走盤問。

共產黨也不斷致力於提高非漢族民族的愛國心,例如1962年開始被維吾爾學校所採用的《頌祖國》一曲,這首歌曲直到80年代末期為止都是課程的一部分:

中國是我摯愛的母親,我的出生地,我是中國之子,
我的身心與愛永繫於她。
黨是我的重心,是我的夥伴、我的領導,
我欣喜地投入黨賦予我的每一場戰役。
赤紅時代是我的驕傲,我的榮耀,
我為歌誦及建設這個年代而感到自豪!

雖然中蘇交惡對中國社會造成極大影響,然而一股更大的亂流很快就席捲了這個國家。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運動的目的據稱是要消除社會上所有傳統的、資本主義的、非革命性的要素,尤其是知識份子。我們可以從1966年6月的《新疆人民日報》的公告中看出這個運動的大體趨勢,它指出文化大革命「在這個地區如一場風暴般展開,將那些潛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揭露出來,消滅所有牛鬼蛇神。」新疆又一次受到來自北京的另一個群眾運動的影響,這再次證明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無論就任何意義來說都無法「自治」。

然而儘管新疆的政治論述和全國其他區域的基調一樣,王恩茂最初仍設法將混亂控制在限度之內,其結果是高層官員並未受到強烈批鬥並且保留了職位,這對1966年8月從北京來到新疆的紅衛兵(進行「革命」的毛派青年)來說不啻是一種背叛;他們主張王恩茂是一位實質的分離主義者(這些青年看不出自己的主張有多麼諷刺),新疆正在轉變為一個獨立王國。

在接下來的三年,來自新疆之外的紅衛兵組織不斷與忠於王恩茂的人馬發生衝突。事態正在脫離王恩茂的控制,其中最戲劇性的徵兆是1967年1月在石河子發生的事件,石河子是一個人口幾乎全是漢族(無論當時或是現在)的新城鎮,是鄰近烏魯木齊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主要師團總部,若干激進派試圖奪取一家紡織工廠的控制權並拘留了幾名資深的兵團軍官,翌日,載著士兵的十輛卡車開到紡織廠,隨後的戰鬥中有數十人遭到殺害。

新疆的派系鬥爭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末期,這之中通常沒怎麼牽扯上非漢族人士,其中最接近非漢民族群眾參與事件是一場預計有數萬人參加的反王「大漢族主義」計畫,但由於中國總理周恩來的命令,解放軍和兵團阻止了這個抗議計畫。周恩來擔心這場集會可能促進突厥民族的團結。

儘管非漢民族並未涉入不同派系的紅衛兵之間的衝突,但這並未使他們免於被文革的旋渦所捲入——先前尊重該地區各民族特色的政策被打上「反動」的標籤,1968年龍書金取代王恩茂的職位後,他並未試圖消除激進政策帶來的影響力。雖然傳統漢族文化和少數族裔的文化同樣都是文革批鬥的目標,然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對丈夫的意識形態有著狂熱崇拜,她似乎特別仇恨少數民族,她將這些少數民族描述為「外來的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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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數民族的習俗和信仰被譴責是「落後」和「封建」的,清真寺遭到破壞,古蘭經被燒毀,農村集市被關閉,音樂、舞蹈和流行的節慶都被禁止。維吾爾知識份子遭到迫害,如語言學家伊卜拉伊木.穆提伊被人用他所寫就的三本厚重字典砸頭。

當我參觀禿忽魯.帖木兒汗——最後一位察合台蒙古可汗,大力鼓舞伊斯蘭教在該地區的傳播——的聖陵時,管理人告訴我紅衛兵強迫村民把豬隻養在聖陵裡面,新疆大部分地區都出現這樣的羞辱行為,喀什噶爾有個男人在一位朋友的孩子出世時朗誦古蘭經,他被迫塗黑臉、騎在驢子上遊街示眾,並拿著一個上面寫著「我不該信舊規」的牌子。諷刺的是這個懲罰方式本身就是個「舊規」——1930年代時,新疆某些地區會以這種方式處罰通姦者,塗黑他們的臉,讓他們赤條條的、面對面坐在兩匹驢子上。

雖然這些非漢族人民無法直接反對這種對宗教和文化的攻擊,但許多人找到其他抵抗的方式,他們藏起宗教書籍,而有些人竟敢在家裡的隱蔽處(至少理論上是)中繼續進行宗教習俗,這些活動除了實際的祈禱以外,還可能有其他不引人注目的儀式,歷史人類學家伊利科.貝勒漢(Ildikó Bellér-Hann)在其著作中提到一些和製作食品時相關的宗教習俗,其中有許多與祈求祝福和紀念死者有關,加熱油脂以為烹調所用這種日常行為也能是「隱密的、幾乎無法為人覺察的與精神世界交流的行為。」

在中國壓制維吾爾文化的同時,蘇聯正在推廣維吾爾文化。在文革期間,阿拉木圖(現位於哈薩克)開設了一所維吾爾語劇院,而在塔什干,一支維吾爾樂團開始在烏茲別克的電台和電視上演奏音樂,後者可能部分因為烏茲別克的媒體部副部長是維吾爾人,但更多是因為這是一種吸引人才並破壞中國政策的方式,這也意味著當蘇聯和中國的關係改善時,這兩個國家的維吾爾族間的社會及文化聯繫可以被再次喚起。

儘管仍受到相當的限制,但如今在中國已經可以公開談論文革,但文革時期新疆少數民族受到迫害的全貌還不能被公開提及,然而「針對非漢民族的文化及宗教習俗的迫害已經嚴重傷害少數民族和當局之間的關係」應該算是合理的假設。最接近官方道歉的事物是,1978年,當局在一場會議上的演講中承認那個時期有著過激行為,「階級鬥爭的大棒」被錯用於「迫害許多少數民族的幹部及人民」,講者並表示「讓我們都從中學到一課、極其痛苦的經歷。」但,唉,這麼說是昧於事實。

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在新疆是如此失控——1967年到1968年間,就發生了一千三百多次衝突——以至於中央政府讓解放軍控制管理該地區(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府可能擔心蘇聯或內部其他派系可能會趁隙而入,然而當時儘管有著對共產黨統治的不滿,但文革期間並未發生針對新疆地方政府的重大攻擊。沒有事變——更甭說大規模起義了——顯示了,要不是當時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民族的不滿程度還不夠高,或者是政府當局已經成功破壞了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

該地區最大的動亂發生在文革結束後,而且只和漢族有關,數千名在文革期間從上海被派往阿克蘇的青年想要返回上海,但他們發現自己的戶口已經被遷往新疆,他們之中的數千人在1979年為此抗議,然後在1980年時又抗爭了一次,但很少有人獲准離開新疆。

雖然解放軍接手控制局勢制止了兵團內的嚴重衝突,但已經來不及阻止它的崩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大約有七萬人被指為「階級敵人」或「牛鬼蛇神」,而鬥爭已經破壞了兵團的運作機能,就和這個國家的其它地區所遭受的命運一樣,文革已經摧毀了所有正常生活的表象,但考慮到新疆地區原本就脆弱的經濟狀態,該地區遭受的損害是成比例放大。1965年到1975年之間,儘管新疆人口增加了40%,但農業並未成長,兵團中悲慘緊迫的生活條件使得許多漢族在1970年代時離開了該地區:1974年到1975年,兵團中的漢人人數從230萬掉到170萬人,最後,在1975年,兵團正式解散。

後續取而代之的各個機構並未使事態改善,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新疆的經濟進一步惡化:工業產值衰退了三分之二。很快的,在全國範圍內,更激進的改革隨即發生。1978年12月,新領導人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這個經濟上的「開放」過程將破壞毛澤東政權的大多數特色。這個改革初期是農業的「去集體化」、開放外商投資、允許人們經營私人企業,這一切都被包裝成是作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

至於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卻擁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表面矛盾,就以其他理由將之合理化——政府說,這是走向純粹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為了發展高水平的生產力,國家首先需要獲得現代科學技術。

這個政策使得新疆,正像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獲得了不俗的成績:從1978年到2000年,其地區生產總值以每年增加10%的速度增長,而在2000年時,新疆將獲得中國非沿海省份中最高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然而儘管這個地區在當時發展很快,但很快就有人開始質疑這些新政策在新疆的實行方式,這些棘手的問題涉及發展的終極目的,以及——人們是否平等分享這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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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光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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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
譯者:許庫爾

「他們」,
被迫成為「中國人」。

中國的新疆政策,該是台灣的借鏡嗎?

早在胡耀邦時期,中國便因為土耳其的插手而恐懼「將新疆拱手讓給土耳其」;而維吾爾的極端主義者多次引發的動亂,不但讓中國政府派重兵進駐新疆,更讓中國政府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視作恐怖組織。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維吾爾人對政治上的不公所採取的反擊——即使是社會案件——中國政府的因應之道是:更加強對新疆的管制。

中國從來沒有緩解像這樣衝突、民怨與分歧的機會嗎?胡耀邦曾經想為此努力過,卻被指稱為賣國。對「新疆可能獨立」與「外國勢力可能進入新疆」的恐懼,讓中國採取最激烈的統治手段。未來會有好轉的機會嗎?對此,在新疆遊歷了15年的霍史達克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對此抱持悲觀的理由,或許也該是台灣的借鏡。

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
Photo Credit:光現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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