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語當外語教:新疆維吾爾族「雙語教學」的謬稱

母語當外語教:新疆維吾爾族「雙語教學」的謬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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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雙語教育的真正問題在於:這個可能會對維族文化和語言產生巨大影響的激進政策轉變,從未諮詢過維吾爾人。但與2010年發生在青海和西藏,對「雙語」教育的激烈抗議形成鮮明對比——新疆並未出現巨大的反對聲浪。

文: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

整個2000年代,新疆當局積極力求推動少數民族學校雙語教學,在2004年時大約有20%的少數民族班級被稱為「雙語」班級(儘管有著程度上的不同),當局宣布他們「大力推進雙語教學工作的決定」,而其中的含義之一是維吾爾老師要不是再次接受以漢語教學的訓練,不然就得退休,對許多維吾爾教師來說,特別是對老一輩而言,因為他們對漢語的掌握能力很差,因此不太可能接受再次培訓。

在課堂上用漢語授課的規定特別嚴格——任何被發現以維吾爾語來補充其漢語解釋的老師都可能被罰款。非漢族老師也必須通過考試來證明其語言的流利程度——這些考試的偽造證書很快就以2,000到3,000人民幣不等的價格出現在市場上。

到了2010年結束時,烏魯木齊所有的高中班級都已經以漢語授課;當局的目標是在2012年時能讓85%的幼稚園課程幾乎以漢語教學,唯一指定用維吾爾語上課的課程是維吾爾語課程本身——因此這些老師唯一能說維吾爾語的就是這門課程,彷彿把學生的母語當成一門外語或是某種古老的語言,這樣的規定保證少數民族學生每星期可以在學校聽到兩個小時的母語,這使當局得以繼續延續「雙語教學」的謬稱。

2005年推行的「語言和諧」概念進一步將漢語和維吾爾語教學比例的明顯不平等正當化,那一年的早些時候總書記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所謂「和諧社會」提供一個和樂而朦朧的憧憬,認為中國在不遠的將來會成為一個社會的每一份子都為了整體的改善而共同努力的地方。

而「語言和諧」正如中國學者周慶生所闡述的那樣,是一種將新儒家倫理準則與扭曲過的資本主義融合而成的概念,認為應該由市場力量來決定一種語言的價值,這代表著每種語言在社會中所佔的席位取決於前述的價值,社會中各種語言之間的「和諧」關係是較無價值的語言(例如維吾爾語、藏語或其他少數民族語言)必須屈服於另一種更有價值的語言(最有價值的總是漢語),這種令人不舒服的功利主義概念的影響力在2007年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努爾.白克力的演講中可見一斑,他說:「每種語言的社會功能依據其歷史、地理和人口分布狀況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對新疆當局來說,少數民族學生以漢語學習的好處可從這個例子看出來:從2000年開始,當局開始將來自新疆貧窮農村的孩子送往中國內地各大城市的頂尖學校就讀,這個「新疆班」是四年制的寄宿學校,考慮到其邏輯上的結論,這基本上是一所民考漢學校,新疆班的少數民族學生不只用漢語學習、有漢人同儕,而且他們還在遠離自己母語環境的地方就學。前五年,每年只有1,000名學生被送去新疆班,但之後人數迅速增加——到2014年,這個數字預計增加到約有一萬人。當局一直費盡苦心地強調這些學校並非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企圖切斷這些學生的民族認同感,並以提供清真食堂和文化節日的觀察報告(雖然大多數是世俗節日)為這個計畫辯護,但這些在文化敏感度上的嘗試偶爾會得到反效果,正如一位教師所說的:

因為我們不熟悉這些學生的風俗習慣,我們在對待他們時是非常小心謹慎的,曾經有一些維吾爾男孩把頭髮染成黃色、維吾爾女孩給自己塗了指甲油,我們認為這些行為是他們的民族習慣,因此就隨他們了。

儘管如此,當局並未掩飾新疆班的意識形態目標,學校的優先事項包括「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熱愛社會主義的祖國,維護中國統一的民族教育及促進民族團結教育」——換言之,漢族和少數民族是不可分離的,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而每個少數民族之間也是不可分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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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宣傳也大量出現在進行雙語教育的維吾爾學生的新教科書中,其中一本課本的第一課是速成的愛國主義課程:

第一課:我們是中國人
句型: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熱愛我們的祖國。

對話:
賈:我是個中國人。
易:我也是個中國人。
賈:我們都是中國人。
易:我們熱愛祖國。
賈:我們祖國的首都在北京。
易:我們熱愛北京,我們熱愛這個祖國的首都。

少數民族學生用以學習的漢文教材中,不太會提到各種不同的社會與文化環境,南疆的一位教師這麼說:

大多數課程的內容與那些下了課就不說漢文的學生毫無關聯,例如說,我教他們用漢文買菜,但他們去市場上的時候只會用到維吾爾語。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政策的重點正是要著重於更廣泛的漢族背景,新雙語教育的目標正是促成國家認同,而非地方性的歸屬感。國家利用教育(無論是用隱蔽的手法或公開的手段)試圖灌輸學生公民意識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雙語政策所做的顯然並不只是灌輸公民意識,鑒於共產黨將任何一種非漢民族認同一概視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推動新疆「雙語」教育的目標肯定是讓維吾爾人喪失文化與語言認同。

然而一些新疆班的維吾爾學生表示:即使是這種最為融入式的「雙語」(也就是說,實質上幾乎只用漢語)教育,可能也無法保證教出政府所希望的那種被漢族同化的維吾爾人。

自2006年就開始研究新疆班的古茂森斯(Timothy Grose)認為很多參與新疆班計畫的維吾爾學生仍然和他們的漢族同學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他採訪過的所有學生都表達了對維吾爾文化及傳統的強烈認同,而這也引出一個問題:儘管新疆的「雙語」教育對維吾爾語產生威脅,但這樣的教育是否也產生一批身分認同不只是「中國人」或「維吾爾人」的特殊維吾爾青年世代?或許同樣重要的還有透過音樂和網路傳播的全球青年文化影響力,研究維吾爾身分認同及青年文化的喬安妮.史密斯.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說,其產生的結果可能是一種更「多元」的「國際主義」身份認同,而這樣的認同如果經過「其他維吾爾社群的高度包容」,這些學生可能成為銜接漢族和維吾爾社群間的橋樑。

最終,雙語教育的真正問題在於:這個可能會對維族文化和語言產生巨大影響的激進政策轉變,從未諮詢過維吾爾人,過去人們經常會以示威活動來回應政策的重大變化,例如1980年代烏魯木齊的抗議計劃生育活動,考量到語言在維吾爾身分認同及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民考漢學生經常遭到非難就是典型的例子),維吾爾人對雙語教育政策的實行採取行動似乎是非常不可避免的發展。

但與2010年發生在青海和西藏,對「雙語」教育的激烈抗議形成鮮明對比——新疆並未出現巨大的反對聲浪。其中一個原因是肯定有維吾爾父母希望孩子能夠學好漢語,以對他們的未來有所幫助(證據是許多維吾爾人並不會絕對性地拒絕所有形式的中國統治),至於這樣的政策將使他們的孩子在流利使用母語上付出一些代價,有些家長低估了這樣的可能性,認為家庭教育可以避免這種情形發生。然而鑒於很少家長會把孩子送去民考漢學校,顯然還有其他原因使維吾爾人沒有對此激烈抗議。

若去問當局為何新疆沒有出現明顯的反對意見,他們可能會像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在2001年9月2日所說的那樣,回答這是因為「新疆現在的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更好。」王樂泉繼續補充說,因為人民「安居樂業」,所以社會十分穩定。但2000年代新疆的社會和政治氛圍,肯定不利於表達任何政治上的異見,所以這當然不是因為現在的條件「比任何時候都還要更好。」

相關書摘 ▶文革對維吾爾的迫害,讓新疆自治區永遠無法「自治」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光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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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
譯者:許庫爾

「他們」,
被迫成為「中國人」。

中國的新疆政策,該是台灣的借鏡嗎?

早在胡耀邦時期,中國便因為土耳其的插手而恐懼「將新疆拱手讓給土耳其」;而維吾爾的極端主義者多次引發的動亂,不但讓中國政府派重兵進駐新疆,更讓中國政府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視作恐怖組織。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維吾爾人對政治上的不公所採取的反擊——即使是社會案件——中國政府的因應之道是:更加強對新疆的管制。

中國從來沒有緩解像這樣衝突、民怨與分歧的機會嗎?胡耀邦曾經想為此努力過,卻被指稱為賣國。對「新疆可能獨立」與「外國勢力可能進入新疆」的恐懼,讓中國採取最激烈的統治手段。未來會有好轉的機會嗎?對此,在新疆遊歷了15年的霍史達克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對此抱持悲觀的理由,或許也該是台灣的借鏡。

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
Photo Credit:光現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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